凤凰非常道

参与邪恶势力的组织和领导也应被纳入犯罪圈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反黑除恶专项运动的通知》,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全国反黑除恶运动。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人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鼓励他们自首,如实认罪,减轻处罚。

黑恶势力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必须依法坚决打击。准确定义和区分黑色邪恶势力尤为重要。

顾名思义,黑恶势力犯下的罪行包括黑恶势力犯下的罪行和黑恶势力犯下的罪行。黑势力犯下的罪行主要体现在《刑法》第294条,即组织、领导和参与黑手党组织的罪行、进入和发展黑手党组织的罪行以及窝藏和纵容黑手党组织的罪行。相关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和特征,而刑法对恶势力的概念、特征和犯罪特征没有直接规定,给司法实践中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带来诸多不便。

有鉴于此,该意见界定了邪恶势力,即“不邪恶、压迫平民、扰乱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造成相对恶劣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非法和犯罪组织,往往通过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聚集在一起,在某些地区或行业从事非法和犯罪活动。

“可见,邪恶势力本身也是一种非法的犯罪组织。

《意见》进一步指出,邪恶势力经常实施的犯罪活动主要是“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破坏财产、聚众斗殴、聚众斗殴等”。与此同时,还可能伴随着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毒、贩毒、制毒、抢劫、抢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和聚众“打砸抢”。

据此,邪恶势力犯罪的限制性特征可以解释为:一是人为的和次要的限制,即邪恶势力犯罪在犯罪主体和犯罪数量上表现出“多”的特征,“多的人”和“多次”通常指“三人以上”和“三次以上”;二是手段的局限性,即邪恶势力的犯罪大多以传统的硬暴力、刀剑棍棒、威胁和打击为特征。第三是领域上的限制,即邪恶势力所犯的罪行大多是意见中所列的习惯性罪行。第四,它的范围是有限的,也就是说,邪恶势力尚未转化为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比,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较小的社会影响范围、较短的时间和较低的程度。

邪恶势力组织和黑社会组织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邪恶势力是黑社会组织的准备和基础。黑社会组织是邪恶力量的转化和结果。两者表明有组织犯罪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从“邪恶”到“黑色”,表现出明显的渐进性。

事实上,黑恶势力犯下的罪行只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要表现。除了黑恶势力犯下的罪行之外,有组织犯罪至少应在其内涵中包括黑社会组织犯下的罪行,并在其犯罪形式上显示出逐步的进步。

事实上,刑法也将“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组织”区分开来,两者不是同一概念。

邪恶势力的犯罪只反映在刑法的一般规定中,作为共同犯罪,在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

这使得组织、领导和参与邪恶势力组织的行为不受其自身的约束,只能受到邪恶势力所犯下的特定罪行的惩罚。

《刑法》第294条规定,组织、领导和参与与黑社会有关的组织是犯罪行为。这令那些参与黑社会组织进行犯罪活动的人,将会连同他们的具体罪行一并受到惩罚,反映出立法严惩黑势力所犯罪行的精神。

然而,刑法并没有将组织、领导和参与恶势力组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可能是基于恶势力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不同的社会危害性考虑。然而,恶势力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雏形,恶势力组织向黑社会组织转化的时间不断缩短。

基于对及早打击恶势力和打击小势力的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规范参与恶势力组织本身的行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根据组织、领导和参与黑社会组织罪增加组织、领导和参与恶势力组织罪;二是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修改为组织、领导和参加黑恶势力组织罪,并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恶势力组织的行为划分为犯罪圈。

作者认为修正案比增加更可行。一方面,它体现了立法经济原则;另一方面,它也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内涵和外延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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