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非常道

余永定:最大的担忧是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所以我们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确保更低的利率。

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尤其是“持续”一词。

在确定经济增长率目标时,应考虑两个因素,即通货膨胀和金融形势。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

现在货币政策很难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关键是依靠金融。

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必须扩大总需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

在削减税费的同时,我们应该强调支出政策。2.8%的财政赤字限额可以突破。

同时,为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必要确保较低的利率水平,将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或其他资本市场推出,并允许其进入实体经济。

中国的经济衰退可以完全停止,这正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最佳武器。

如果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率。

——以下是余永定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余永定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宜春论坛”主论坛上的发言全文。我还没看过。

余永定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宜春论坛主论坛上的讲话的增长是绝对的原因——对最近政治局会议决议的解读|余永定,结合最近政治局会议的解读,我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表1比较了本次政治局会议和以往会议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特别是7月30日和4月19日两次会议的差异。可以发现,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同时也提出了宏观管理的问题。中国继续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首次特别强调“扩大和扩大最终需求”。

我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决策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宏观经济措施。

表1近年来政治局会议制定的经济政策数据来源:新华社等。苏州证券研究所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特别强调“持续”这个词。

201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2.2%。此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仅在2012年第四季度略有回升,随后基本没有反弹。

目前,年经济增长率约为6.3%,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增长率将继续下降,今年可能降至6.2%,甚至低于6%。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趋势值得高度重视。

我们过去说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是L型,但是L型的横杆我们始终没有达到,经济增速反而在持续下跌,这是让人非常担忧的问题。我们过去常说中国经济的增长道路是“L”形的,但我们还没有达到“L”形的横杆。相反,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如何解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我们可以有许多解释,例如人口老龄化、环境限制、规模经济的衰退等等。

不久前,我在讲座中谈到了这些因素。我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认为我是对的吗?当时,我读了一篇包含上述因素的文章。每个人都是对的,但我错了。

为什么?因为我读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20年前的《改革》杂志上。

20年前给出的理由实际上可以解释20年后发生的事情。这表明20年前所说的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这种解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虽然用这些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是合理的,但它们是长期存在的因素,不能解释年度变化和季度变化。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年度变化和季度变化,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想法。

图2三个主要投资组成部分增长率的变化不能用长期因素来解释。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应考虑两个主要因素:通货膨胀和金融形势。有句非常时髦的话,我们应该首先预测或衡量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然后根据计算结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我认为这个想法有问题。

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三种国际方法,即综合方法、生产函数和一般均衡模型(DSGE)。

这些计算方法存在严重的顺周期问题,也就是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都没有解决如何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权威数据和机构计算的结果大相径庭,一般在5%到8%之间。

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经济体,5%到8%的计算结果对它来说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中国是一个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一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很大。

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的计算呢?谁的计算更准确?我认为没有人的计算是如此可靠。很难确定哪种计算是正确的,或者是否应该使用更传统的试错法。换句话说,不确定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但有一个粗略的估计。

我认为在决定经济增长率的目标时,应该考虑两个因素,即通货膨胀和财政状况。

如果我们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中,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是错误的。

即使通货膨胀不严重,如果没有财政资源,也不能花钱,也很难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从图3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消费物价指数基本上在2%左右,不到3%。

2018年7月,消费物价指数为2.8%,其中0.2%是猪肉价格造成的。除去这一影响后,消费物价指数为2.6%。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通货膨胀率仍然相对较低。

图3CPI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从图4可以看出,生产者价格指数自2012年3月以来连续53个月出现负增长。

目前,生产者价格指数继续下降。上个月,是负增长。我们再次进入生产者价格指数的负增长范围。

因此,从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低通货膨胀时期,同时也面临生产者价格指数负增长的危险。

图4月度环比变化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财政收入较好(图5)。

图5财政收入的国际比较数据源:从财政赤字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2019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是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最低水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长期以来都超过了3%(如图6所示)。

图6五国平均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08-2017年)数据来源:中国金融40人论坛“宏观政策报告——财政开门”(2018年第三季度)。从张斌的公共债务存量来看,中国的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个比率非常低(如图7所示)。

图7中国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9-2018年)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来看,地图上的红色区域表示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的国家,绿色区域表示比例较低的国家。尽管中国不是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低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比例较低的国家(如图8所示)。

图830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政策方向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和财政状况。

从通货膨胀和金融资源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

从1998年到2002年,我们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克服了通货紧缩,积累了许多非常好的经验。

现在货币政策很难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关键是依靠金融。

目前,货币政策的目标太多,包括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汇率、资产价格、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稳定。六大稳定因素也在央行的控制之下。

我认为应该清楚的是,货币政策只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增长,另一个是通货膨胀。

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叫做结构性货币政策,这也是中央银行所不愿意的。

顾名思义,货币政策不是结构性政策,而是宏观经济政策。

中央银行的工作是管理水闸,而确保水流向何处不应该是中央银行的职责。它应该依靠银行和微观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简而言之,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必须扩大总需求,这也要求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

在我看来,减税不应该被当作政治上正确的同义词。

事实上,与增加政府支出相比,减税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美国减税的宏观经济效果也不好。

我不确定中国的减税政策是否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在减税和收费的同时,我们应该强调支出政策,可以突破2.8%的财政赤字上限。

无论从通货膨胀或财政资源的角度来看,这一限制都是可以突破的。

2008年,我们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依赖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向商业银行借款。

我认为这种方式是错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主要依靠政府增加财政支出。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应该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

中国国债市场相对较小且较浅,急需发展。

只有发展国债市场,掌握国债收益率曲线,才能真正解决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应该增加财政支出,增加国债发行。

中央银行应该配合财政政策,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降低利率,以便出售国债。

为了学习欧洲国家的经验,他们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前已经发行了收益率为8%或9%的债券,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可以降低国债收益率,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

我们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确保较低的利率,将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或其他资本市场推出,并允许它们进入实体经济。

中国的经济衰退可以完全停止,这正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最佳武器。

邓小平说“发展是绝对原则”,我们也可以说“增长是绝对原则”。

“发展是绝对原则”在过去40年里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基本原则不应该改变。

最后,我要解释,对发展的强调、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强调和对需求管理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结构性改革,忽视其他领域更深刻的改革。这两者是相容的。

在我看来,现在正确的政策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以防止中国经济衰退。

如果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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